黄维特赦后，中央批示黄维留京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，享受政协委员待遇，并对黄维格外照顾，每月工资200元。 1975年，黄维走出战犯管理所，已经七十一岁。 这个老人关了二十六年，比杜聿明、宋希濂多熬十六年。照旧例，特赦人员先去京郊农场劳动一年，熟悉社会，再到全国政协报到
1975年4月，一张工资单让黄维的安置显得很特别。刚刚获得特赦，他还不是全国政协委员，却直接进入全国政协工作，第一个月拿到二百多元。同期一些文史专员只有一百多元。对一个刚离开管理所的老人来说，这既是生活保障，也意味着今后的日子不能闲着，要把亲身经历留下来。
时间往前推到1948年12月，黄维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被俘。当时他四十四岁，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。等到1975年3月21日获特赦，他已经七十一岁，人生中最有精力的二十六年，几乎都在管理所中度过。
杜聿明、宋希濂与他同为黄埔一期，也都在淮海战役前后被俘。两人1959年便进入第一批特赦名单，随后到全国政协从事文史工作。黄维却又等了十六年，直到最后一批特赦才离开管理所。这段差距，和他的性格、思想转变速度以及长期表现都有关系。
黄维出了名的固执。谈到过去，他不习惯顺着别人的话说，对参加北伐、抗战和内战的经历，也总要分开来看。他承认兵团覆灭和参加内战的责任，却长期保留旧军人的思维方式。经过反复教育，他才逐渐愿意参加学习、劳动，也开始认真回看自己走过的道路。
他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执念，就是研究“永动机”。这种机器在科学上无法成立，专家也向他解释过能量守恒的道理，可他仍然画图、计算、制作模型。这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科学发现，却最能看出他的性格：一旦认定，外人很难把他拉回来。
正因为黄维不是一个容易安排的人，留京决定才更值得注意。有关方面没有让他长期经历过渡环节，而是在1975年4月将他列入第四批全国政协文史专员。岗位看似安静，实际工作并不轻松，要写稿、审稿、核对旧事，还要联系熟悉历史的人补充材料。
黄维经历过北伐、淞沪会战、武汉会战，也长期在国民党军政系统任职。他对部队调动、将领关系和作战经过的记忆，具有别人难以替代的价值。安排他做文史专员，不是把过去一笔勾销，而是让当事人把知道的事情写清楚，再由多方材料互相印证。
进入政协后，他把较多精力放在史料核对上。读到杨伯涛撰写的《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》后，黄维认为其中一些人物和事件与自己的记忆不符，专门写文章提出十一点更正意见。其他亲历者也参与讨论，原作者后来申请撤下旧稿，准备重新撰写。
这说明，文史专员不是坐在那里回忆往事，更不是谁职位高就听谁的。不同当事人的说法要放在一起比较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都得反复核对。黄维脾气硬，在日常相处中未必讨人喜欢，可放到史料工作里，这种较真有时反而能派上用场。
生活上的照顾同样具体。黄维身体一直不好，早年患过结核病，年纪又大，重新安家需要稳定收入。他拿到第一个月的二百多元后，把钱交给妻子蔡若曙，还让她留下一部分备用。长期分离后，一家人终于团聚，可1976年妻子去世，黄维受到很大打击，一度病倒。
1978年以后，黄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，后来又担任全国政协常委。他仍保持旧式军人的生活习惯，衣物和书桌收拾得整齐，走路腰板挺直，不爱热闹，也很少主动讨好别人。身份变了，他那股拧劲并没有完全改变。
1979年12月，黄维参加全国政协赴上海、江苏考察。到了上海，他提出想去罗店。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，他曾率第六十七师在那里作战，部队伤亡惨重。四十多年后重回旧地，眼前已经是道路、住房和工厂，昔日战场的痕迹所剩不多。
1985年，特赦十年后的黄维又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。他没有把那里只当成一段不愿提起的旧事，而是要求住进过去的监室一夜。一个人在晚年主动返回关押多年的地方，至少说明他已经能够面对那段人生，不再只用“胜败”两个字解释一切。
1989年3月20日，黄维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，终年八十五岁。回看他获释后的十四年，每月二百元只是最直观的一项安排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有了稳定生活，也有了重新认识历史、整理历史的岗位。
黄维身上有明显的局限。他固执正规股票配资网站，常把个人经验看得过重，对错误的科学设想也长期不肯放手。但对待这样一个经历复杂、年迈多病的人，既没有抹掉他的历史责任，也没有把他推到社会边缘，而是让他用亲历补充史料。这种安排的价值，就在于把教育改造、生活安置和保存历史结合在了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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